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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学把“荣誉院士”授予了一位82岁扫地老太——这位真名叫袁苏妹，外号“三嫂”的老太太，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也不知道什么是“院士”，更不清楚“院士”的称号应当意味着什么。她一生只会写5个字，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44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饭、扫地。在颁奖台上，这位82岁的普通老太太被称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是“香港大学之宝”。

82岁的扫地老太袁苏妹被授予"荣誉院士"

　　在大多数人为这位老人胸怀大爱而感动的同时，也引来一部分人对香港大学为其颁发此称号的匹配度存在质疑，认为港大有作秀之嫌。据媒体报道，三嫂原是港大食堂的助理厨师，退休后转为清洁工和宿舍服务员。

　　按照我们的一般理解，一位从事跟科学研究毫不沾边的食堂师傅或者宿舍管理员，无论如何跟“院士”头衔也是相匹甚远的。有人认为，院士是赋予在科学学术领域做出过杰出成就的知识分子的最高称号，让一位目不识丁的退休清洁工登上学校的大雅之堂，并授其在专业领域最高地位，纯属无稽之谈，授“劳动模范”称号更为贴切。

　　的确，在我们这个沽名钓誉的浮躁社会，真正淡泊的人不多，多的却是慕荣逐利的表演和作秀。三嫂44年如一日，坚守在学校后勤工作的一线，做好本职工作，为生病的学生煎茶，为“半夜刨书”的学生熬汤，生活上为学生排忧解难不求回报，这种坚持的意义恐怕仅仅凭借这几个片段并不能全面的揭示。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做好份内事，就是尽职尽责，而如果能竭尽己力地助人，就能算得上积德行善了。

　　所以，港大对袁老太作出“为大学教育做出了特殊贡献，用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的评语实不为过，这项殊誉无不包含着人性的良知，对平凡的尊重，对无私的感恩。也正因为如此，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来剖析港大此举的动机似乎还不够，毕竟袁老太的殊荣来自于学生的集体意愿和评委的一致肯定。

　　其实，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到热议，重点并不在于港大授予老太荣誉的称号是什么，而在于荣誉的评价标准。据媒体报道，她性格淡泊，清心寡欲，儿孙满堂，生活幸福，即使被授予了荣誉，她也只是轻描淡写，“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名誉对于这位82岁已界残年的老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可期待和收获的实用价值。

　　同理，名噪多时的港大，也实在不需要靠颁发一个称号为自己制造新闻。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港大授予蓝领老太“荣誉院士”，与知识能力和学术成就无关，而是强调她如何身体力行地把平凡的工作做出成就。港大打破学院派对院士的诠释，不仅仅是对人们追求科学勿失精神和德行的一种提醒，似乎也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理念的现实回归。

　　所以话说回来，我们是不是也该考虑，港大所强调的德性和精神，在我们所经历和关注之下的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香港大学承认一位老太太的贡献，其实也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港大的整个教育服务和管理体系中，教育的构建是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共同组成，他们理应享受同样平等的尊重和待遇。这不是人的身份职务和收入差异决定，而是由生之为人的平等所决定，也是由他们仅仅在于角色不同而不在于贡献大小的基本定位所决定。港大奖励一位具有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的校园清洁工，自然体现了跨越阶层的体恤和最基本的尊重，这种精神的体现显然值得我们推崇和敬仰。

　　在现行的教育系统中，似乎不可能有如此的宠遇。“代课老师”苦苦几十年等来的却是被清退的噩耗，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妄谈褒奖;中学食堂被摄像头监控，目的是为了避免打饭师傅私收现金;学校的后勤设施在盈利的目的支配下几年就能轮换一圈承包商，而他们的介入无非是在学生身上搜刮更多的利益。

　　在这样的现实中，哪会有对于身份“低下”者的认同，哪会有长达数十年的服务经历和感情融合?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念支配着学生以大爷的身份来鸟瞰饭堂的师傅和小卖部的员工，反过来，学校的利益驱使让这些服务于教育的人们也仅仅停留在利益决定思维的面上。

　　英国人梅因曾说：人类文明的进化应当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在身份的社会里，袁老太只能委身依附，绝不会得到公正而人性的评价。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的教育是在新兴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难道我们还不能摆脱身份的桎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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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苏妹：只会写自己名字的港大院士

　　她没有上过大学，也不知道什么是“院士”。她一生只学会写5个字，却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院士”。她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44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饭、扫地。在颁奖台上，这位82岁的普通老太太被称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是“香港大学之宝”——

　　袁苏妹从没想过，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也有可能站在舞台中心。2009年9月22日,当香港大学向她颁发荣誉院士那一刻，这个82岁的老太太，“看起来神气极了”。

　　她被安排压轴出场。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

　　与这些政商名流相比，这位老人的履历显得异常单薄:学历，没读过小学，除了自己的姓名，她当时还不会写其他字;工作经历，从29岁到73岁，在香港大学的大学堂宿舍先后担任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等职。

　　这场历年完全以英语进行的典礼，此刻因她破天荒地使用了中文。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周伟立先用英语宣读了写给这位老人的赞辞，接着又以广东话再次致辞。直到此时，从未受过教育的袁苏妹才听懂，颁发院士的荣誉，是为了表彰她“对高等教育界作出独特的贡献，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

　　如果不是那一身黑绒红边的院士袍，她看上去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她走路很慢，弓着背，一副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模样。然而在港大人眼里，这个矮小的女人形象“高大”得近乎“一个传奇”。

　　有人开始称她为“我们的院士”，但她显然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三嫂”。因为丈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三嫂这个称谓被港大人称呼了半个多世纪。

　　“三嫂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很多宿舍旧生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出这句话。当然，就像描述自己母亲时总会出现的那种情况，这些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旧生，能回忆起的无非都是些琐碎的小事。

　　今年70岁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席梁乃鹏还记得当年考试前“半夜刨书”，三嫂会给他煲一罐莲子鸡汤补脑。已经毕业15年的律师陈向荣则想起，期末考试前夕高烧不退，三嫂用几个小时煎了一碗凉茶给他，“茶到病除”。

　　时常有学生专门跑到饭堂找她聊天。男孩子总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诸如不知道如何讨女友欢心之类。女孩子也会找到三嫂，抱怨男孩子“只顾读书，对她不够好”。多数时候，三嫂只是耐心地听完故事，说一些再朴素不过的道理，“珍惜眼前人”，或是请他们喝瓶可乐，“将不开心的事忘掉”等等。每年毕业时分，都会有很多穿着学士袍的学生特意跑来与她合影留念。

　　就连大学堂球队的比赛结果，三嫂也常常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输赢都好。”她乐呵呵地说。迎接球队的总是她最拿手的菜远牛河或马豆糕。

　　那些大学时独特的味道，成为旧生每年聚会时永恒的话题。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夸耀三嫂的手艺:“你知道吗，大西米红豆沙里面的西米直径足有1厘米，好大一颗!”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将这些“大西米”煮软，三嫂要在灶台前站上两个多小时。为了让红豆沙达到完美，她只在其中放新鲜的椰汁。而蒸马豆糕时，为了让它“有嚼劲”，她必须用慢火煲1小时，“不停地用汤勺搅拌”。

　　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以来，三嫂再也无法继续在厨房工作了，这位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此转做清洁工。男生们历来喜欢在饭堂开派对，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尽管这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但她总是等到派对结束，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零食和污渍。

　　那个在凌晨的饭堂里独自拖地的驼背老人背影，让许多学生总“不敢忘记”。

　　直到今天，小女儿卫锦璧还记得妈妈“见学生比见家人的时间还多”。尽管竭尽全力工作，三嫂一家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她因不舍得花钱坐巴士，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

　　虽然父母都在食堂工作，但卫锦璧兄妹自小很少沾光。有时，三嫂会带回家一包切三明治剩下的面包皮，全家人的晚饭就是用热糖水泡面包皮。偶尔，猪油拌白米饭也能当一顿晚餐。

　　不过，这些记忆却在老人头脑里慢慢开始模糊。经常，她能记起自己29岁那年进入大学堂工作的情景，却怎么也说不清自己哪一年退休。

　　眼下，她最害怕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症，担心不能像现在一样，“记得每一个宿舍旧生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受邀参加旧生聚会，就算有人已经移民十几年刚刚回港，她也能一下叫出那人的名字。

　　“这个是大律师，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是眼科医生。”翻开相簿，她就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介绍这些学生。她甚至记得一名只在大学堂住过3个月的北京教授，对方曾邀请她一起“打太极拳”，她“怪不好意思地”拒绝了。

　　今年已经67岁的香港赛马会主席陈祖泽，在三嫂的眼里“好文静”，仍然是个“乖仔”。被授太平绅士的梁智鸿，大学时总是“穿着整齐才进食堂吃饭，从来不会穿拖鞋”，只不过“大学时头型就是中分，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都没变过”。

　　有男生甚至称，三嫂至今还记得他们大学时历任女友的名字。

　　总是开名车接送三嫂参加旧生聚会的陈向荣说:“能够做她的司机是我一生的荣幸。”

　　这些有关三嫂种种琐碎的“好”，事隔若干年仍然潜伏在旧生们的记忆中。三嫂却说不清自己究竟“好在哪里”。在她看来，“拎出个心来对人”，人生其实就这么简单。在宿舍工作时，她自己的大儿子正在美国读天文学专业，她只是用“母亲的心”去照顾这群同样在外读书的孩子。

　　如今她早已经退休了，但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大学堂。

　　每年，她会回来制作“宿舍之血”。这种由生抽、老抽、番茄酱、豉汁、胡椒粉、辣椒酱制成的“饮料”，除了三嫂，“没有人调得出那么正宗的味道”。

　　大学堂的传统节目“拜齐天大圣”，也仍是由她来负责准备香火。

　　每遇迎新会或开放日，她总要在自家狭小的厨房，制作学生们最喜欢的马豆糕和大西米红豆沙，再由学生们带回去。

　　这位从没摸过教材的老人，压根儿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堂“迎新教材”的一部分。在名为“宿舍历史”的课程中，每年新生都要学习宿舍之歌:“大学堂有三宝，旋转铜梯、四不像雕塑和三嫂。”

　　更特别的荣誉出现在2009年6月。一天，三嫂突然收到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寄给她的信，邀请其“接纳香港大学之名誉大学院士衔”。她事前毫不知情，此前，旧生会多次向学校提议给她颁发荣誉院士衔。直至2009年1月，周兆平副校长亲自作出提名。而在此之前，只有“社会名流”才有可能进入这份提名名单。

　　“我相信三嫂是没有争议的。”这位提名者说。事实证明，三嫂的提名“全票通过”。

　　3个月后，“不知道院士是什么”的袁苏妹前去参加典礼，坐在面对600多人的台上，她一直试图记住前面的人“走哪条路、何时戴帽、怎样行礼”，生怕“忘记了整个程序”。

　　她坦承，直到走上台前，“袍子里面的腿一直在抖”。直到听到周伟立提到她曾经因为逃难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时，她感到一阵“辛酸”，最后“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副校监的颁授。

　　当时，观众中20多名“头发都白了”的旧生，兴奋地跳起来鼓掌喝彩，典礼负责人甚至不得不让工作人员走过去，请这些政商两界的知名校友“不要太激动，保持安静”。

　　次日，旧生们振臂簇拥中的三嫂被《苹果日报》头版以整版报道。此后，她登上了美食节目介绍自己拿手甜品“马豆糕”的做法，在娱乐节目“东张西望”中被专访，香港各大报章几乎都能找得到三嫂的照片。

　　授衔赞词中的一段也被各大媒体反复引用:“很多人知道，大学堂有三宝:铜梯、四不像和三嫂。三个宝贝搬不动，移不走，三嫂永远是大学堂之宝，亦是香港大学之宝。”

　　然而，这个爱看韩剧的老太太并没有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荣誉打乱阵脚，尽管有时在街上，她偶尔会被陌生人惊喜地叫住:“你是三嫂吗?恭喜你。”

　　“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三嫂一如往常淡淡地说。她仍然居住在北角区一幢建于12年前的公共屋屯卩,因为家里没有足够高的衣柜，她只能将红边黑底的院士袍和软呢院士帽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收藏到盒子里。

　　大学堂旧生会为庆祝她荣获荣誉院士衔，特意在饭店里摆了30桌酒席，300多个旧生到场祝贺。而她能回赠的，只是一张张自制的、只有手掌般大小的卡片。由她口述、女儿打印的祝福文字，每一字都再普通不过:“读书口既，学业进步!”“做工口既，步步高升!”“做生意口既，生意兴隆!”“揸车、坐车口既，出入平安。”

　　只是，这个本来只会写自己名字的“院士”，足足用了两天时间又学写了两个新字。她一笔一画、签了300多张感谢卡——“三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