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7岁写诗,15岁写小说,21岁当导演
贝托鲁奇于1941年3月16日出生在帕尔马一个家境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教师,父亲阿迪利奥·贝托鲁奇(Attilio Bertolucci)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影评人、艺术史专家,而且和著名导演帕索里尼、著名编剧柴伐蒂尼(Cesare Zavattini,《偷自行车的人》《风烛泪》)都是好友。举家搬迁至罗马后,这些当地文艺界的名仕成为贝托鲁奇家的座上宾。而在耳染目濡之下,贝托鲁奇从小热爱文艺,7岁开始写诗,15岁开始写小说,同时又和家人、朋友拍起了习作短片。
1962年,他的诗集《寻找神秘》(In cerca del mistero)获得意大利最具分量的维亚雷焦文学奖。想当年,老贝托鲁奇拿到该奖时,年已四十。虽然高中毕业后,贝托鲁奇顺理成章进入罗马大学,攻读当代文学专业,但日后他透露自己在诗歌和电影两条不同道路的抉择中,其实并没有太过挣扎。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诗歌的探索上,永远没办法超越父亲,所以从13岁时就立志以电影为业。
《巴黎最后的探戈》海报
要说贝托鲁奇真正被全球观众所熟悉,还要等到1972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充满宿命感的畸恋故事,因为各种影片之外的新闻而成了当时的焦点。意大利法院以诲淫诲盗罪名,判决贝托鲁奇和主演马龙·白兰度等几位主创有罪,象征性地判了他们几个月缓刑,还剥夺了贝托鲁奇的政治权利五年,影片拷贝也被勒令悉数销毁。
更恶劣的影响在于,几十年后,女主演玛丽亚·施耐德在接受采访时又重新提起片中与白兰度之间的一场床戏,表示拍摄之前她并不完全知情,指控导演和男主角罔顾她的权益,给她留下长期阴影。经过女权组织和媒体的反复发酵,前年11月此事又被重新提起,甚至有了白兰度受导演教唆,假戏真做的误传,逼得当时已经75岁的贝托鲁奇只好站出来再次辟谣,澄清那一场戏纯属表演,剧本中事先也都写到了,只有“抹黄油”这一个细节为求获得女演员真实反映,事先没有告诉她。对此,他“感到内疚,但并不后悔”。
《一九零零》海报
1976年,创作激情丝毫不受打击的贝托鲁奇再有惊人之举,一部《一九零零》(1900)云集了罗伯特·德尼罗、杰拉德·德帕迪约、唐纳德·萨瑟兰、伯特·兰考斯特等多位明星,以五小时的超长篇幅,讲述了意大利农村几十年间的世事变迁,堪称影史最伟大的史诗片之一。该片是身为意大利共产党成员的贝托鲁奇左派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毫不吝惜对于农民无产者的热情歌颂。当然,影片绝非乏味的政治说教,充满诗意的画面和抒情浪漫的叙事令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末代皇帝》的奥斯卡突围
《一九零零》之后,贝托鲁奇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低潮。在此期间,他拍摄了格局相对较小的《月神》(Luna)和《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La tragedia di un uomo ridicolo),到了1987年,他再度回到史诗片路线上,交出一部耗时三年完成、聚焦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半生跌宕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末代皇帝》剧照
之所以愿意前往遥远的东方拍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拍完《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La tragedia di un uomo ridicolo)后,贝托鲁奇无法判断“意大利电影的方向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社会会走向何方”(《贝托路齐如是说》,Donald Ranvaud/Enzo Ungari著,顾明修译,远流出版社,1992),这让他失去在祖国拍片的意愿。而凭借共产党员的身份和1984年担任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的光环,他获得在中国拍片的机会。
谈及这段经历,他曾透露:“1984年,我带着两个项目来到中国。一个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它描写了 1927年蒋介石政府针对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清党运动,以及外国势力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注:该书1933年在法国出版,随后夺得龚古尔奖。自1988年初次被译介至国内后,先后出现多个译名,如198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人的命运》、1990年漓江出版社《人的状况》、1998年外国文学出版社《人的境遇》等)。对于这个项目,中方当时表示,‘抱歉,我们不了解这本书。’这书在西方很有名,据我所知前前后后有过至少十组人马,考虑过要将它拍成电影,美国导演弗雷德·金尼曼(Fred Zinnemann)就曾对它很感兴趣,甚至已经在伦敦摄影棚内搭建了上海味道的布景,但是临开拍前项目半途夭折了(注:金尼曼以《正午》蜚声国际影坛,当年他已说服米高梅投资该片,并请到韩素音改编剧本,男女主角分别是大卫·尼文、丽芙·乌曼。开拍前一周,米高梅新任总裁以该片300万美元预算过高为由,宣布放弃该项目)。我至今都对中方当时的回答感到诧异,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人的命运》呢?那是西方世界第一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啊。总之,当时的情况下我只得提出了一同带去的另一个项目:《末代皇帝》,这次他们没有反对。”
贝托鲁奇与妻子克莱尔·佩普洛(左)
2011年,在飞往纽约出席自己作品回顾展的航班上,他读了意大利小说家尼科洛·阿玛尼蒂(Niccolò Ammaniti)的小说《我和你》(Io e Te),当即决定重振旗鼓,将其拍成电影。2012年,同名影片上映,虽然从主题到情节都与他以往大开大合的那些或革命或爱情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但影片讲述的一对小姐弟面对青春、成长的诸般烦恼,却也拍得不失温柔和关怀,仍能让人看见老导演不服输的生命激情。更主要的还在于,影片场景单一、人物简略,对于行动离不开轮椅的贝托鲁奇来说,再适合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