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汇泉湾泳客 于 2015-11-25 06:17 编辑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养老事业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虽然自古以来“养老”一直是社会的常态,但把它作为一个公共问题来进行讨论,却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古代当然也有老人,也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语),但在直至近代之前的数千年里,养老主要是家庭的职责,而非国家所需要面对的公共政策议题。由于人均寿命不长,社会上老人的数量原本也不多,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按现代的标准来看,古代的“老人”按其定义来说甚至可能是精力还颇旺盛的中年人(《汉书•高帝纪》注:“过五十六为老”)。国家通常而言只需要给予这稀有的少数高寿者一些特殊的安抚(例如汉代七十以上完全免除兵徭二役,或乾隆帝举办千叟宴来宴请海内六十岁以上老人),虽然偶尔也会推出慈幼施政(见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但具体的养老职能毕竟都是在家庭内完成的。罗兹·墨菲在《东亚史》中的断言不无道理:“在古代东亚,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民众的养老问题,也没有什么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因此,养儿防老对父母来说十分重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养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乃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给老人带来两个延续至今、但相互矛盾的深远影响:既因经济富裕和科技进步而使人均寿命的延长,同时却又使老人失去了原先所享有的普遍尊敬。在农业文明时代,年龄和经验都极具价值,那不仅是长寿,还象征着智慧,因而许多社会中老人都很受尊敬,英语中的“参议员”(senator)一词,在拉丁语中的最初含义便是“老人”。只有在游牧或商业社会中才会有“贱老贵壮”的习俗——现代工业社会也是,由于技术和知识的更新加速,年轻人往往能更快适应变化并掌握新知识,而老人的知识往往很快过时,其经验对于新问题也并无用处,精力上更意味着能量消耗殆尽,其结果往往是造成了一种老人的全面无力感。资历、年龄不再受人尊敬,而成了无能、无用的标志,养老也逐渐成为政府在管理全国人力资源时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且基本上是一种“非生产性资源”,因而很多关于老年人的公共对策常常也变成“如何发挥老人的价值和积极性,使他们重新成为社会有用资源”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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