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佛法传承清净：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教作用佛教不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信仰，也不是纯理论化的哲学思想，而是通过闻思修这种以理论指导实践，最终达到直觉体验真理目的的宗教。佛教非常重视师徒间的传承，尤其是藏传佛教，上师是被视为佛菩萨的具体代表来尊敬的。佛法的传授，也必须是师徒间的口耳相传。没有经过上师传授，独自研习佛经典籍，佛教不认为会真正理解经典的内含奥义，更认为这种自学自修，根本不会获得任何内在的证悟。所以在藏传佛教讲经及灌顶传法时，上师都有交待所传佛法的来源及传承情况的传统，以确保让学习的人了解所学教法传承的绝对可靠。佛法在上千年的流传中，由于各种原因难免会流失一些传承。虽然这些教法的经典文字还保留着，但由于此教法的传承——即活的法流、法脉已经丧失，因此，也不会有人去学习和修炼。他们知道无论如何努力勤奋地修持这些失去传承的教法，也不会产生一丝毫的效果。藏传佛教重视传承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活佛转世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可以最大限度地、有效地规避这种传承流失的风险。当一位高僧活佛圆寂后，他的弟子会找寻活佛的转世，然后把从上一世活佛学到的所有传承教法，再倾囊相授给活佛的转世。如此以来，只要这位活佛的转世不断延续，那么他所拥有的佛法传承也不会遗失。后来格鲁派的达赖、班禅两大转世活佛间互为师徒，应该也是基于这个缘由。故此，保持佛法传承的宗教作用，也是活佛制度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活佛的教育：藏传佛教的独特僧教育藏传佛教忠实地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显密学修传统，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教育制度。一千多年来以寺院为中心、僧人为主体的藏传佛教教育，在藏区和信仰藏传佛教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担负着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继承和发扬佛教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任务，在培养造就宗教和社会各类人才，传播藏传佛教文化，提高信教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创建社会精神文明，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优秀成果等方面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其中许多成功的经验不仅对佛教的教育，而且对整个人类的教育和智力开发也有着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上著名的高僧活佛，就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据西北民院博士生导师多识活佛总结，藏传佛教僧教育有以下三个特色：首先是博闻强记：无论是以学习经论哲学为主还是以实践禅修为主的寺院，都十分重视经文的背诵。前者需要背诵五部大论原文及相关注解，否则无法在答辩考试中应对自如；后者需要背诵各种法事及本尊、护法仪轨，在经堂诵经不允许携带经本入内，全靠背诵。所谓“温故而知新”，在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学堂也采用类似教育方法。据史料记载，宗喀巴大师从小养成了每天早晨黎明至日出背熟17页经文（约1万字）的习惯，有一次给1万多僧人开讲经论17部（约20函），偈颂、疏论按原文一字不漏，靠背诵经书讲解，共讲了3个多月，是宗喀巴的四大奇迹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拉卜楞寺的努古活佛取得了背诵经论64函（约计1900万字）的优异成绩，曾传为佳话。背诵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其次是精审细辨：辩论是运用逻辑推理和思辩规则对各种问题进行思辩推理、加深认识、得出合理的结论的一种认识方法。运用辩论的方法对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敏捷的头脑反应能力、准确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活佛及僧人入学后的前3年，要集中精力学习辩论规则和方法，通过辩论实践，熟练掌握辩论技巧，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进入因明、般若、中观、俱舍等经论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采取思辩推理的方法。每一个法相概念，每一个命题和理论观点，每个结论和论证过程，都要一一思辩推论，对每个问题的了解达不到精细入微绝不罢休。这种辩论方式，不但有利于深透掌握理论原理，而且对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精细敏捷的认识和思辩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和探讨问题的积极性。最后是学修结合：佛教是重实践不尚空谈的宗教，学习理论知识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指导修行实践。藏传佛教反对轻视经教的盲修瞎练，同时也反对不与修行实践相结合的纯学术作风，在学修的实践中创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学修结合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学修并进，一种是先学后修。学修并进就是采取边学边修，学一点用一点，使学问和修炼同步增进。先学后修是第一阶段集中精力学习经论，提高思想认识，打下坚实的修行理论基础，第二步转入修行阶段，把修行和弘法利生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但学习和修行分阶段进行，并不是集中学习期间没有实修项目，恰恰相反，在集中学习期间除了有行为道德方面的严格要求外，还有许多规定需要完成的修行项目。在集中修行阶段也不是不看书学习、不研究理论。这体现了藏传佛教中流行的闻思修全面结合的循序渐进的一种学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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